幼年時的王小波

王小波（編注： 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生前最后一封電子郵件是發(fā)給在美國的劉曉陽的，內(nèi)容是告訴他自己要出一本雜文集，他在郵件中寫道:“我正在出一本雜文集，名為《沉默的大多數(shù)》。大體意思是說:自從我輩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著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shù)。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里有我們說話的份？但我輩現(xiàn)在開始說話，以前說過的一切和我們都無關(guān)系——總而言之，是個一刀兩斷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國要有自由派，就從我輩開始。”第二天，王小波便去世了。

事實上，在王小波的隨筆雜文中“自由”這個詞出現(xiàn)的頻率相當?shù)?，但是很多文章都是圍繞著自由展開的，“自由派”這個詞出現(xiàn)的頻率更低。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強調(diào)“自由派”，可以認為這三個字是對他自己這本文集的定位。這封電子郵件的內(nèi)容最早收錄在紀念王小波的文集《浪漫騎士》中，在這本紀念文集中，也有人把王小波稱為“自由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這不僅與他的很多作品里表達的對自由的向往有關(guān)，也跟他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1992年，他辭職成了自由撰稿人，在當時，自由撰稿人是一個新生事物，多少帶有一種對體制的背叛意味。人們也經(jīng)常從這個方面來解讀王小波的自由主義。

人們從王小波文字中嗅出自由主義味道恰恰是他并不在意的那些雜文隨筆中，王小波說小說是他的主業(yè)，隨筆這類東西也就是對世事表個態(tài)，不然做人也沒什么味道。他生前寫的真正意義上的雜文隨筆不過百篇，尚不能衡量出王小波的文學價值，但這足以讓人解讀出自由主義的形象。王小波身后文學性被忽視，自由性被放大，與他這些短小的雜文關(guān)系更大。

王小波被冠以“自由主義分子”也跟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很大關(guān)系，朱正琳在1994年辦《東方》雜志的時候，有個學者給他們寫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自由主義”，朱正琳把這4個字刪掉了，他跟作者通電話時說:“你的文章精神我全部保留，但是我不愿意把這個標簽貼到上面，以免麻煩?！彼f，“1994年到1996年都還是這樣，80年代時候這幾個字也是出不來的。”丁東說:“自由主義在中國浮出水面跟他去世就是前后的事兒，在這之前，自由主義概念是有的，1949年以后，自由主義就成了負面的東西。毛澤東寫過《反對自由主義》，當然他反對的那個自由主義跟我們今天談?wù)摰倪@個自由主義概念差別很大，我們從現(xiàn)在這個意義上說的自由主義，從50年代開始叫‘民主個人主義’，從50年代開始都是負面的，改革開放后也沒有變成正面。當時主流思想界探討的是民主社會主義，人道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思想系統(tǒng)里尋求活力。90年代中期有3個人成為熱點，顧準、陳寅恪和王小波。1995年是顧準熱，1996年是陳寅恪熱，1997年是王小波熱，到了1998年，很多學者的文章就把自由主義的旗幟打出來了?！?span lang="EN-US">

　李銀河在最早的懷念王小波的文章中稱他為“人文自由主義”，這是一種寫意式定性，王小波的自由主義表達多半也是寫意式的，但可取的是他的思維跳出了當時的局限和框架，朱正琳說:“‘文革’后有傷痕文學，當你看到傷痕文學去批評原來的東西的時候，就在套子當中。但是王小波的東西一出來就已經(jīng)跳出那個圈子了，他不在那一套教育之中，而跳出這個圈子是與他幾十年思考和閱讀有關(guān)系。這可以推斷出來，他接受的東西一定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王小波理論是沒有問題的，但它是一個自由主義一般形態(tài)的東西，最基本的幾個原則，而這幾個原則讓他已經(jīng)跳出我們所受的傳統(tǒng)教育，他的小說也表現(xiàn)出這么一點。王小波是獨一無二的另外一個，他不在所有的哪一個流派之中。”

時代三部曲首部

王毅認為，雖然人們把王小波與顧準、陳寅恪等人相提并論，認為他們都在表述一種自由的思想和不受束縛的生活方式，但又有很大不一樣?！邦櫆适且獱奚约海惺茏畲罂嚯y，人們對顧準的推崇都是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但是王小波不再把苦難和犧牲作為唯一一種方式，他用機智、反諷和喜劇性的東西來面對這種悲情，這是跟以前最大的反差。看得越透，承載的東西越多，從王小波開始，這個模式改變了，他真正看透了。相比之下他沒有理性那么清晰和邏輯，但同樣是非常有力量的。王小波從這個緯度最深刻剖析了中國該拋棄掉什么，接受什么，他把這個講得非常清楚。他在講這些時候都有一個最鮮明的負面坐標，那就是中國的歷史。他是一種人性對荒謬天然的憎惡，對美的一種向往，他的所有雜文和小說都把這個當成一個基本的敘事背景?！?span lang="EN-US">

王小波熱了10年，從最早知識界對他自由主義分子的定性和李銀河對他的浪漫包裝到因王小波的特立獨行而出現(xiàn)的追隨者，三者并無關(guān)系，但又遙相呼應(yīng)。朱正琳分析:“我覺得王小波的被偶像化也許是一個值得從社會學或傳播學角度研究的事實，但我可以比較有把握地斷言，這與知識界將他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推崇的關(guān)系不大。一是知識界本來動作就不大，出過幾本紀念文集，這些年也很少有人反復(fù)提王小波。二是知識界本身的影響力也較小，如果調(diào)查一下王小波的‘粉絲’，我相信他們大都不太看得上中國知識界。當然，偶像化也不是知識界追求的效果。以此推測，王小波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共鳴（與王的被偶像化也許是兩個平行發(fā)生的事件，不在一個區(qū)域或人群中，且基本不交叉）。要探究偶像化的原因，除了一些與傳播有關(guān)的偶然因素有待研究以外，我以為可見的因素就是他那種獨特的文風贏得了文學青年們的喜愛，當然還有嘲笑假正經(jīng)和特立獨行的形象贏得了他們的認同?！?span lang="EN-US">

自由主義，特立獨行，這都不是王小波的全部，朱正琳也認為知識界還是太偏重于王小波自由主義傾向這方面的解讀。他說:“在1998年王毅主編的《不再沉默》出版座談會上，我個人表達過這個觀點，因為我和他熟，知道他一點心事，如果過分地看重他的雜文，而不太看重他的小說的話他會傷心的，他覺得他最主要的成績是在小說上。用他的話說就是:雜文是不得不說，有這么一點責任，說不上是藝術(shù)，但是小說對他來說是一門藝術(shù)，他是花費了很多精力心思。他曾經(jīng)絕望過，覺得自己寫不出小說，后來又覺得有這樣的寫法，又覺得可能能寫一點的。照他的說法，《黃金時代》是他20年出來的一個中篇，所以他在小說上投入了最大精力。我們知識界因為自由主義傾向引起了最大的共鳴，這個共鳴放大得最多。我們也可以客觀地說，現(xiàn)在主張自由主義理論的人大部分都是些理論家，這幫理論家在對文學作品的認識方面能力本身就要欠缺一些，因為他不是那個行道的，對他的作品的文學價值認識不足。但是文學評論界對王小波的文學評論做得不是太出力，我沒有看到過幾篇好的?！?span lang="EN-US">